引言：财富传承的迫切性与遗嘱信托的兴起
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和高净值人群规模的扩大，财富传承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议题。根据招商银行发布的《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》显示，超过70%的高净值家庭面临代际财富转移问题，而传统的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因缺乏灵活性、长期规划性和风险隔离功能，难以满足复杂需求。遗嘱信托作为一种“生前规划、身后生效”的法律工具，凭借其独特的制度优势，逐渐成为财富传承的核心工具之一。
然而，我国遗嘱信托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。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登记在册的遗嘱信托案例不足百例，业务规模仅占财富管理服务信托市场的0.02% ① 。这一现象的背后，既折射出法律制度的滞后性，也暴露出实务操作中的多重障碍。
1 案例解析：中国遗嘱信托第一案 ②
（一）案情回顾
1. 当事人关系及背景
被继承人李某明经历两段婚姻，第一段与李某莉育有女儿李某，第二段与钦某某育有李某今、李某佳（夭折）。李甲、李乙、李丙是其兄弟姐妹。2015年8月11日，李某明去世。其生前留有遗嘱，对名下房产、股票、理财产品等遗产进行了安排，但各方围绕该遗嘱产生了争议。现任妻子钦某某主张李某明名下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应当先进行夫妻财产分割再行继承，二女儿主张遗嘱实际上无法执行，应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遗产。
李某明拥有元普投资（月月盈）500万元由招商证券托管、上海银行易精灵及招商证券约500万元资产，还有三处房产。财产处理上，要求在上海购约650万元房产传下一代且不得售，现有三套房产可售，所得并入“李某明家族基金会”，不售则收租，剩余款项及售房款约1400万元成立“基金会”管理。财产使用上，规定钦某某和李某今每月领1万元生活费、医疗费全报，李某今国内学费全报；钦某某、李甲、李乙、李丙每年各领1万元管理费，妻儿及三兄妹医疗费自费部分报一半。
3. 争议焦点及裁判依据
争议焦点为遗嘱效力及理解执行方式。从继承法看，遗嘱为自书遗嘱，符合要件且无无效情形，故有效。从信托法看，信托目的合法，遗嘱明确信托相关要素，是有效信托文件。对于“基金会”，法院认定李某明真实意思是遗嘱设立信托而非成立实体基金会。受托人资格方面，钦某某一审拒任、二审又申请，因违背诚信原则不宜担任。
4. 法院审理过程及结果
一审静安区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（2017）沪0106民初33419号判决（该判决未公示），确认李某明2015年8月1日自书遗嘱设立的信托有效，指定李甲、李乙、李丙为受托人，属于典型的非营业信托。部分当事人上诉后，上海二中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（2019）沪02民终1307号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该案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与实践影响。作为中国首例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遗嘱家族信托司法案例，其充分体现了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尊重，着重强调了受托人应履行的信义义务。
（二）核心问题——普通遗嘱为何难以解决复杂传承需求？
1. 财产管理和持续分配问题
在该案中，李某明的遗产包括多种类型，如元普投资、上海银行易精灵及招商证券的资产、多处房产等，李某明希望成立“家族基金会”对上述遗产进行管理，以实现家族财富的传承。而普通遗嘱往往只是简单地对财产进行分配，难以对这些复杂的财产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和持续的分配安排。
李某明的遗嘱中有特殊目的，如在上海购买房产只传承给下一代且永久不得出售，现有房产可出售或收租并入“基金会”等。普通遗嘱通常仅表述财产归属，不具备实现这类特殊目的的有效机制，无法确保这些特定的安排能够得到切实执行。
李某明家庭关系复杂，经历两段婚姻，有多个子女及兄弟姐妹。普通遗嘱在处理这种复杂家庭关系时，容易引发争议和矛盾，难以平衡各方利益。
根据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(2020)沪0106民初30894号判决书显示，该信托最终因受托人管理失职（未设立独立账户、擅自处置房产）造成了受益人矛盾激化。据该案代理律师披露，各方于2025年1月达成和解协议终止信托，遗产按法定继承分配。
案涉信托惨淡收场的原因本质上是非营业信托内生缺陷的集中爆发，暴露了非营业信托的典型问题：受托人专业性不足、监管机制缺失、利益冲突难以调和。相较之下，若该信托选择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（营业信托），则可能通过制度设计规避上述风险。
营业信托的受托人（信托公司）需具备金融牌照，其专业化管理能力主要体现为：
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》第8条明确要求信托公司董事、高管需具备金融从业资格及风险控制经验。信托公司设有投资、法务、风控等专业团队，通过分工协作规避个人决策偏差。
信托公司设立项目立项、尽职调查、投决会审议三级审批机制，避免自然人受托人“拍脑袋决策”。
营业信托受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、行业协会三重监管，形成“事前准入—事中监控—事后追责”的闭环体系：
信托公司注册资本最低3亿元，且需满足净资本/风险资本≥100%、净资本/净资产≥40%的刚性指标。严禁开展非标资金池、多层嵌套等高风险业务。
信托公司需按季度向受益人披露财产管理报告，而自然人受托人无此强制要求。信托登记系统（中国信登）实时监控信托财产流向，防止资金挪用。
信托公司凭借金融牌照优势，可灵活运用多元工具提升财产收益与服务能力：
①标准化资产：参与股票、债券、公募基金等公开市场交易，例如某家族信托通过科创板战略配售获配宁德时代股份，3年收益率超300%。
②另类资产配置：投资私募股权、艺术品、碳排放权等，分散风险并捕捉超额收益。
营业信托通过预设规则与外部干预机制，避免因纠纷导致信托终止：
信托公司可依据《信托公司治理指引》启动内部问责，如某信托项目经理违规投资非标资产被停职，由合规团队接管项目。金融监管局可责令问题信托公司改组董事会或引入接管组
权益受损的委托人向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。此外，法院对信托公司采取“举证责任倒置”（《九民纪要》第94条），要求其自证履职合规性。
信托公司破产概率极低（2001年至今，仅2家信托公司被接管），而自然人受托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将直接威胁信托存续。
2 遗嘱信托的核心价值：解决四大传承痛点
遗嘱信托的设立同时受《民法典》和《信托法》约束。《民法典》第1133条明确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，而《信托法》第8条确认了遗嘱信托的合法性。这种双重法律框架为财产管理的延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，确保信托财产在委托人去世后仍能按照其意愿长期运作。
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，既不属于委托人、受托人，也不属于受益人。这一特性使信托财产免受委托人债务、受托人破产或受益人个人债务的影响，确保财产管理的连续性和安全性。
遗嘱信托允许委托人设定多阶段分配条件（如受益人成年、结婚等），避免一次性分配导致的挥霍风险。例如，可为未成年子女设立教育基金，或为残障家庭成员提供长期生活保障。
受托人通常为信托公司或专业机构，其通过投资组合管理、税务筹划等手段实现财产保值增值。相较于传统遗嘱继承中继承人直接获得财产所有权，专业管理更能应对市场波动和长期需求。
委托人可在生前随时变更或撤销信托条款，确保财产管理策略与家庭需求同步调整。例如，新增家庭成员时，可通过修改信托文件调整受益权分配。
（二）税务筹划的潜在空间：规避未来遗产税与赠与税风险
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，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已提出研究遗赠税的必要性。遗嘱信托通过资产所有权转移至信托而非直接继承的方式，可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遗产税税基计算。
国际经验显示，遗嘱信托可通过分阶段分配收益充分利用年度免税额度。例如，美国案例中，将资产收益分多年度分配给多个受益人，可避免一次性继承导致的累进税率攀升。我国若开征遗产税，类似设计可能降低整体税负。
根据OECD国家经验，赠与税常作为遗产税补充以防止生前转移避税。遗嘱信托通过生前规划与身后管理的结合，可减少因生前赠与行为产生的税务争议（信托财产在委托人生前不转移所有权，规避赠与税触发条件）。
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、受托人及受益人个人财产，形成法律上的“防火墙”。这一特性使得信托财产在委托人去世后无需立即分割，从而可能延迟税务触发时点。
遗嘱信托允许受托人选择性分配收益，利用不同受益人的边际税率差异节税。例如，将收益分配给低税率家庭成员（如未成年子女或低收入亲属），整体税负可显著降低。我国若引入累进遗产税制，此类操作将更具价值。
信托的持续性支持多代传承规划。例如，通过设定孙辈为最终受益人，可避免每代继承时重复征税，对比直接继承模式可累计减少40%-60%税负。
（三）特殊目的的实现：未成年人、非婚生子女及家族企业的保护
1. 未成年人保护
（1）规避直接继承风险
未成年人因缺乏财产管理能力，直接继承易引发挥霍或监护人滥用问题。遗嘱信托通过受托人专业管理，可定期支付教育、医疗等费用，并设定成年后逐步释放财产的条件。例如，可约定受益人年满25岁后方可支配本金，确保资金用于长期发展。
①监护人制衡：指定独立监护人与信托受托人分权，防止监护人侵吞财产。
②动态调整条款：根据受益人成长阶段调整分配方案，如大学阶段增加教育金比例。
③风险隔离：信托财产不受监护人债务影响，保障未成年人权益。
非婚生子女虽享有法定继承权，但可能因遗嘱未明确或家庭排斥无法实际取得财产。遗嘱信托可直接指定其作为受益人，绕过继承纠纷。例如，某案例中委托人通过遗嘱信托将房产收益定向分配给非婚生子女，规避了婚生子女的反对。
信托的私密性可避免非婚生子女身份公开，减少社会歧视。同时，信托条款可设定保密义务，限制受益人信息泄露。
通过设定阶段性支付条款（如结婚、创业时提供资金），弥补非婚生子女在家庭资源获取中的劣势。
传统继承易导致股权分散，而遗嘱信托可将股权整体转移至信托，由受托人统一行使表决权，避免家族内斗或外部资本介入。例如，某家族企业通过遗嘱信托将51%股权锁定，确保经营决策权稳定。
①所有权：归属信托，避免因婚姻变动或债务影响股权结构。
②经营权：委托职业经理人或指定家族成员管理，实现专业化运营。
③收益权：家族成员按约定比例分配红利，平衡利益诉求。
根据《信托法》及司法实践，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风险隔离的核心基础，具体体现在以下层面：
《信托法》第15条规定，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。这意味着信托财产一旦设立，即从委托人的责任财产中分离，不再属于其个人资产。若委托人发生债务危机或破产，债权人原则上不能对信托财产主张权利。即使委托人死亡，信托财产也不属于遗产或清算财产（除非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）。
例外情形：仅当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（如抵押权），或信托设立损害债权人利益（可被撤销）时，债权人方可追索。
《信托法》第16条明确信托财产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。受托人破产或债务纠纷时，信托财产不受其个人债权人追索。在实务中，要求受托人需对信托财产单独管理、分别记账，防止与固有财产混同。
受益人仅享有信托利益的分配权，信托财产本身不属于受益人，其债权人不得直接追索信托财产。如遗嘱信托的受益人若负债，其债权人仅能主张受益权（如信托收益），而非信托财产本身。
信托财产的独立性通过法律条款直接限制了债权人追索的可能途径：
《信托法》第17条列举了可执行信托财产的四种例外情形，包括设立前已存在的优先债权、受托人管理信托产生的债务、税款及法律规定的情形。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方式可以突破信托的隔离进行强制执行。
若委托人恶意设立信托逃避债务，债权人可依据《信托法》第12条申请撤销信托。但此撤销权需在债权人知情后1年内行使（撤销权系形成权，不会发生任何中止、中断），且需证明信托设立时已存在损害。
信托财产在存续期间（可能跨越数代）始终保持独立性，避免因受益人债务问题导致财产流失。例如，禁止挥霍信托可进一步限制受益权转让，强化隔离效果。
3 现实挑战与法律应对策略
①法律依据与实务脱节：根据《信托法》第10条，需办理登记的财产设立信托时应进行信托登记，但实务中缺乏具体操作细则。例如，房产、股权转移需按《民法典》完成物权变动登记，但信托登记程序长期缺位，导致信托财产独立性无法通过登记公示。
②双重登记困境：就不动产信托而言，委托人需先办理所有权转移至受托人的物权登记（视为交易过户），再办理信托关系登记。但后者缺乏制度支持，导致信托财产无法区别于受托人固有财产，削弱资产隔离功能。2024年北京试点，虽明确不动产信托登记流程，但仅限本地信托机构，且未解决税负问题（如转移登记可能触发契税、增值税等）。就股权信托而言，股权信托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但《公司法》未明确信托持股的法律地位，实务中可能被认定为“代持”，丧失风险隔离功能。
①重复征税问题：现行税法未区分信托财产转移与普通交易。例如，房产装入信托时需缴纳契税（3%-5%）、增值税（5%）、个人所得税（20%），信托终止时受益人再次继承需重复征税，综合税负可能超过资产价值的20%。
②计税依据争议：税务机关通常以市场评估价（而非成本价）核定非现金资产转让价值，导致委托人需承担高额即期税负，抑制资产置入意愿。
模式一（信托+专项计划）：委托人将资产注入SPV公司，再以SPV股权设立信托，规避直接过户税费。例如，物业费ABS项目中，通过“专项计划+信托计划”重构现金流。
模式二（债权信托化）：将房产/股权转化为债权资产后设立信托。例如，通过过桥贷款形成债权，再以债权作为信托财产，避免直接转移物权。
在委托人生前通过合同信托完成房产、股权转移，遗嘱中仅约定剩余财产分配，避免死后转移的登记难题。
①强化信托文件约定：在股权信托协议中明确受托人权限（如参与公司决策）、信托目的（如家族财富传承）、受益人权利范围，以符合司法认定标准。
②设立保护人机制：引入第三方保护人监督受托人行为，平衡信托财产独立性与委托人控制权需求，降低监管对“名实分离”的顾虑。
①离岸信托架构：在开曼、BVI等法域设立信托，利用其非交易性过户规则及税收优惠（如零资本利得税）持有境内资产。例如，通过“红筹架构”将境内公司股权转移至离岸SPV，再设立信托。
②嵌套式信托设计：境内信托持有离岸公司股权，间接控制房产/股权资产，避免直接登记冲突。需注意外汇管制风险（如ODI备案合规性）。
根据《信托法》第25条，受托人需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，但“最大利益”缺乏量化标准。例如，在投资决策中，如何界定“谨慎管理”与“合理风险”的界限存在争议。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及行业惯例进行判断，但不同案件裁判标准不一，导致受托人履职时缺乏明确指引。
尽管《信托法》要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分别管理，但实际操作中，资金混同、账户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频发。例如，英大信托违规利用SPV结构掩盖底层资产问题，导致信托财产损失。同时，信息披露不完整、不及时（如未披露底层资产真实投向）进一步削弱了委托人的监督能力。
我国信托业曾长期面临分业监管导致的“监管空白”，例如证券类信托产品由证监会监管，而信托公司主体由原银监会监管，规则衔接不畅。尽管当前已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监管，但穿透底层资产、核查关联交易等环节仍存在技术障碍。中国信托业协会的“短剑”评级体系（CRIS）虽涵盖风险管理能力指标，但缺乏对受托人具体履职行为的动态监测。此外，信托登记公司虽承担信息登记职能，但对违规行为的预警和干预能力有限。
信托公司常因尽职调查不充分（如未核实融资方资质或底层资产真实性）导致投资失败。
部分受托人在风险暴露后怠于采取处置措施，例如未及时平仓止损或未启动风险预案，导致损失扩大。
委托人需证明受托人存在“重大过失”或“故意不当行为”方可追责，但信托财产管理信息多由受托人掌握，委托人举证困难。
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根据过错程度按比例判决赔偿，但如何量化“过错”与“损失”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。
投资范围与禁止行为（如禁止关联交易、杠杆比例上限）；
违约责任的量化标准（如按损失金额的20%-50%计赔）。
利用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12条规定的“书证提出命令”，在主张受托人未履行适当性义务或信息披露义务时，可申请法院责令其提供相关文件。
参考英国判例法，将“受托人是否以合理技能与谨慎行事”作为裁判核心，综合考虑行业惯例、市场环境等因素。
借鉴美国SEC的“合规承诺”（Compliance Undertaking），要求受托人在项目立项时提交合规计划，并接受第三方审计。
①法系对立：中国属大陆法系，强调物权法定和登记生效原则；而英美法系（如美国、香港）以信托制度为核心，允许更灵活的财产权分割（如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受益权分离）。例如，中国《信托法》要求信托财产登记生效（第10条），而英美法系信托无需登记即成立。
②遗嘱信托生效要件冲突：中国《信托法》第8条规定遗嘱信托需受托人承诺方可成立，而《民法典》继承编将遗嘱视为单方法律行为，两者存在逻辑矛盾。若受托人拒绝接受委托，遗嘱信托可能无效，违背委托人意愿。
①不动产与动产分割处理：根据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，跨境继承中不动产适用所在地法，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。但遗嘱信托可能涉及多法域资产，导致同一信托需适用不同国家法律，增加执行难度。
②外汇管制与资产转移限制：外籍人士继承境内资产可能受《外汇管理条例》限制，资金汇出需审批，与境外信托的自由流转需求冲突。
①分拆信托结构：针对不同法域资产分别设立境内、外信托。例如，境内不动产通过遗嘱信托直接处分，境外资产通过离岸信托管理。
②选择准据法与管辖法院：在信托文件中明确约定适用法律（如香港法）及争议解决地（如新加坡仲裁），规避中国法的登记障碍。
①预登记制度探索：与公证机构合作，在遗嘱生效前完成信托财产预登记，避免效力争议。
②利用自贸区政策：在海南自贸港等试点区域，尝试对接《海牙信托公约》规则，简化跨境信托登记流程。
5 遗嘱信托定制服务全流程
律师通过标准化沟通流程了解委托人核心诉求，包括财产规模、受益人结构、分配条件等。重点确认是否存在跨境资产、特殊受益人（如胎儿或非婚生子女）及税务筹划需求。
（1）对委托人身份、婚姻状况、财产来源进行核查，要求出具书面声明防范洗钱风险。
（2）审查财产权属是否清晰（如不动产需完成产权登记），确认是否存在共有人或权利限制。
（3）提示遗嘱信托的“死因行为”特性：信托生效后不可撤销（除非遗嘱中保留变更条款），需提前规划财产流动性及管理方式。
（1）区分现金、股权、不动产等资产类型，设计差异化管理方案。例如，股权需明确表决权归属，不动产需规划过户登记路径及税费成本。
（2）结合《信托法》要求，确保信托财产具有确定性，排除权属争议资产。
（1）设计分层受益人结构（如优先受益人、剩余受益人），设定触发分配条件（如学业成就、年龄限制）或自由裁量条款。
（2）特殊情况下需嵌入保护条款：例如受益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，可设立监察人监督资金使用。
（1）若涉及境外资产，需选择适用法律并协调财产所在地的登记要求。
（2）提示“反永久权规则”（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）差异：部分法域限制信托存续期限，需匹配委托人长期传承目标。
（1）遗嘱形式：采用《民法典》认可的书面形式（自书、代书或公证遗嘱），确保见证人资格合规（排除继承人及利害关系人）。
（2）信托条款：依据《信托法》第9条列明信托目的、财产范围、管理方法及终止条件，避免模糊表述引发争议。
办理信托财产登记：不动产需过户至受托人名下并标注“信托财产”，股权需工商变更登记，以实现破产隔离效力。
优先选择公证遗嘱以降低效力争议风险，公证机构需核查委托人精神状态及意思表示真实性。
同时，向监管部门备案信托文件（如涉及营业信托），确保合规性。
委托人离世后，遗产管理人将财产转移至受托人，完成清算与登记手续。律师需协助处理非交易性过户的税费优化。
（1）内部监督：设立信托委员会或监察人，定期审查财务报告及分配记录。
（2）外部监督：法院可介入解释条款或变更受托人，尤其在受益人利益受损时。
（1）保留信托变更机制（如受益人增减、管理策略调整），需经多数受益人同意或法院裁定。
（2）提前约定仲裁条款，避免跨境执行中的管辖冲突。
按约定事由（如期限届满、目的达成）或法定事由（如受益人放弃权益）启动终止程序。
受托人编制清算报告，经审计后分配剩余财产。涉及跨境资产时，需协调多国税务申报。
注 释
② 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沪02民终1307号判决书
（作者：黎莎莎 郝屹）
